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在在此时，是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。
如果抽象一下，或许可以抽象成后世的电车难题。但显然，刘玉这么问，并不想得到这种抽象后的回答，或者谈道义、搞虚言。
而且刘玉也没有问黄河问题。因为黄河问题，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。
甚至也不是在问更具体的废运河之后，导致的经济格局重新改写的做法，值不值。
他在谈利。
实则，他是在谈义。
有义，才能分对错、才能判取舍。
义，或者说，一种经，这里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虑的，说不定就有种经义，只考虑经济因素呢。
义，是一种标尺。
刘玉当然知道答桉。
但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、这些官员这里，依旧是个极难回答的难题。
等了好半天，倒是山东节度使先打破了冷场，笑道：“国公这问题，其实也好答。”
“以山东为例。东西经济的差距，自古有之。”
“初时，太公望封于齐，以鱼盐之利，数年超鲁。于是东富而西贫。”
“待到运河通衢，济宁人称小苏州、临清更称小扬州。那时，又西富而东贫。”
“如今，再度逆转，这些年东富西贫之意，愈发明显。尤其运河被废、胶济通车后，更是如此。”
“国公问的这个问题，实则暗藏玄机。”
刘玉澹澹一笑，问道：“玄机何在？”
山东节度使与众官员道：“这玄机，一点就通。这玄机的关键，在于国公所言何谓国富。国之财富，非金非银，乃是劳作所产的粮、油、布、木、器等之和。”
“国公留的玄机，是说，如今从西富东贫、到东富西贫。到底是不是简单的让原本西部的财货，转到了东部？原本便是3的财货，西有2而东有1，如今到底是3变为4、5？亦或是，3依旧是3，只是原本西2东1，如今西1东2？”
他这么一说，原本就已经有些咂摸出滋味的官员，顿时连连点头。而另一些还没反应过来的官员，也是恍然大悟。
这种观点，在这个时代，当然是进步的。因为大顺毕竟是个封建王朝，真若能秉持这个观点，亦算是进步的了，虽然可能日后更往后走，可能会走偏而为错误。
在这个即将大变革的时代，对于先发地区、新兴阶层的问题，到底该怎么看？
在刘玉看来，此时可以简易地分成三个问题去看，而不要把问题归为一个。
一种，是旧的封建制度、文化道德等，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，资本主义要将这些旧的东西打碎。
一种，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，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。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。
还有一种，就是此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，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，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，必须要灭亡了。
这个，和第二个问题有关系，但绝对不是一个问题。
就像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周期问题一样，到底是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？但生产力还不足以走下一步？
还是说，从第一次土地兼并导致的王朝末期周期开始，其上层建筑就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，必须要彻底毁灭了？
而这个问题，化用之后，其实一样可以用在此时的大顺。
现在大顺王朝面临的，到底是哪一种问题？
如果只是改运河为海运，是否需要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？甚至修铁路，是不是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？
这个，只怕未必。
现在并不影响大顺修黄河、修铁路、改海运、废漕运等。
但别的事……
就像是此时山东节度使说的问题，从3变成4、5、6的改变，大顺旧有的一切，是否已经到了限制其增加的时候了？
这个，只怕是的。
刘玉所谓的把新兴阶层、先发地区可能遇到的问题，不要简单的作为一个问题，而是要分成三份去讨论。
实际上，潜台词就是：你一封建王朝的大顺，也配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？你大顺怎么会有资格遇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呢？
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，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。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？
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，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，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，必须要灭亡了？
既然，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，大顺此时压根就没有资格谈。
那么，只剩下第一个问题的话，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简化为一个问题：唯生产力来评价。
不是说新兴阶层就是好、全都好。
而是，大顺此时这状态，还远没到有资格谈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。
既如此，那么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化为3变4、5、6的问题，也就不是问题。
而刘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，当然是有目的性的。
大顺可以通过改革，做成一些事。
这些事，包括且不限于废运河、兴海运、殖民、垦殖、对外战争、掠夺市场、修铁路、挖矿藏、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——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、上万人的大工场，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，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。
但，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，做成一些事。
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，那可就多了去了，也没必要一一列举。
刘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。
这个时间点，是刘玉认为，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，大部分已经完成了；而剩下的，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。
那么，这些年的变革，为什么是对的？
这才是刘玉想要引导的东西。
为什么是对的？
原因可以很多。
或者说，“经义”可以很多。
比如，国库收入增加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，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，南征北战，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，所以是对的。
等等、等等……
为什么是对的，可以有很多种“对”。
但刘玉却希望树立一种“对”——即，国民财富的总和，增加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他在拿“经”权。
并且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，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，实际上，至少在先发地区、新兴地区这里，他其实已经拿到了。
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，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。
那么，反过来既是说，变革要想正确，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。
这，才是“对”与“错”的标尺。
至少，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，这根“标尺”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，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，去做一些事。
可以改革。
可以变法。
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，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，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、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，也就并不突兀了。
一直以来，自耕农的梦想，都是耕者有其田。
那么，耕者有其田，就是目的。
但是，实际上，这应该作为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
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，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、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、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，大顺的起义，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。
包括刘玉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，也是如此：周礼的一些手段，可以是手段，但绝不能是目的；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，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，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。
复古，是错的。
托古改制，未必对，但如果明白目的，搞托古改制，也不是不行。
刘玉选择这个时机，来吹风，时机刚刚好。
大顺这些年的变革，效果极佳，一旦黄河河道修成，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。
但是，为什么是正确的？
这个，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，而刘玉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。
拿的久了，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。
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：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，所以是正确的。而诸如国库收入、劳役减轻什么的，都只是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，并不是全部。
否则的话，是不是只要国库收入增加，就是正确的？
甚至于，是不是只要劳役减轻，就是正确的？直接学蒙元，压根不修黄河、不管黄河，爱咋咋地，民众的劳役、至少黄河两岸的百姓在单纯修河上的劳役减轻了，那么这是正确的吗？
至于其余的大义……至少以大顺此时已有的、或者之前一定确定的大义，基本上，可以视作大顺这几十年的改革，是大错特错的，而且是流民图级别的大错特错。
皇帝已经老了，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来歌颂一下他的英明神武，他支持的变革是正确的，合乎大义的。
死去元知万事空，皇帝现在更在乎的，是身后名。
开疆拓土，当然对皇帝而言是功，但这种功，在皇帝看来毕竟“片面”了，没办法形容他。而且只论开疆拓土，很多以此为功的帝王，名声事实上并不太好。
在这种时候，刘玉拿出了这个大义，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“上层建筑”领域，而不是吭哧吭哧地闷头那挖经济地基。
当然，这个大义，是以一种拍马屁的方式，拿出来的。皇帝显然不会意识到，刘玉这里面藏的鱼钩，因为这个鱼钩藏得很深。一旦吞下这个饵，距离由此“大义”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小册子，就很近很近了。在那些小册子出来之前，当然是无害的，甚至是歌颂的；但若没有这个“经义”，一些后续的小册子就无法获得正义。
而这，正是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真正的精髓之处：先定大义，目标是富国裕民；再从此大义，引出如何才能富国裕民。
从战斗和政治的角度来看，无形之手，并不是《国富论》在这个资产阶级希望夺权的时代最精髓的地方。而是那个富国裕民为目的的大义，富国裕民就是让国民财富增加，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儿是国民财富、以及劳动创造财富。
只有先承认那个大义、并且达成共识认可为正确，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义。
可能，后续会在如何做的问题上，出现巨大的分歧、修改、甚至反对。
但其目的、或者说至少说出来的大义，始终没变：富国裕民。
在这里，国家，或者说，政权，被抽象成为一个“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”的实体。
因为富国裕民是对的、是目的、是最终目的。或者说，是国家、是政权存在的目的。
所以、道德、天国、复古、周礼、神国、君王，等等，都靠后吧。
谁阻碍，就干谁，干的有理。地主阻碍，就干地主；贵族阻碍，就干贵族；教士阻碍，就干教士；国王阻碍，就干国王。